1937年，延安，徐向前在一次偶然相逢中认出了周纯全。这个曾在鄂豫皖苏区保卫系统任职的人，显然也没有料到，会在多年以后与徐向前面对面。徐向前拦住他，问得很直接：“程训宣到底犯了什么罪？” 周纯全沉默片刻，回答：“她没有什么罪，当年抓她，是为了从她那里弄到你的材料。” 这句话并不长，却揭开了一桩尘封多年的悲剧。徐向前此前一直以为，妻子只是被组织审查，事情查清后总会获释。他没有想到，程训宣早在1932年便已经遇害。 程训宣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她年少时便投身革命，十七岁参加工作，后来成为鄂豫皖苏区妇女运动中的骨干。她性格直爽，办事泼辣，遇到事情敢说敢做，在根据地群众中颇有威信。 1929年，经人介绍，程训宣与徐向前相识。徐向前当时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，程训宣则承担后方工作。两人的婚礼十分简朴，没有铺张仪式，却有共同经历打下的信任。 那段时期，前线与后方相隔不远，却各有各的艰难。徐向前带部队行军打仗，程训宣组织群众、筹集物资、照料伤员。她不是站在徐向前身后的附属者，而是根据地革命工作中的实际参与者。 1932年，鄂豫皖苏区内部展开肃反。斗争迅速扩大，许多干部受到审查，一些人甚至被错误处置。徐向前虽然对其中不少做法感到疑惑，却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妻子也会因此被卷入。 一次，徐向前率部返回黄安七里坪附近，便让警卫员把换下的衣服送给程训宣缝补。这是夫妻之间极普通的一件小事。谁知警卫员回来时，手里仍抱着衣服，却带回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程训宣已经被当作“反革命”抓走。 徐向前当时十分愤怒，但很快又压住情绪。他判断，程训宣或许因为性格直率得罪了人，也可能是遭到诬告，只要审查结束，组织总会作出判断。带着这种想法，他重新回到部队，继续投入战斗。 程训宣被捕后，保卫部门试图从她口中取得能够牵连徐向前的材料。面对逼问和压力，她始终没有按照要求作伪证。有关回忆材料显示，她后来被安排劳动，又遭到关押，但态度并未改变。 她明白，自己面对的已经不是普通审查，而是一场带有明确目的的逼供。临近牺牲时，程训宣托人向徐向前传话，表示自己不是“反革命”，也没有说过诬陷徐向前的话。她宁愿承受后果，也不愿留下违背良心的口供。 程训宣遇害后，徐向前多年没有得到真相。后来，他与黄杰组成家庭，但对程训宣的记忆并没有因此消失。那段婚姻虽然短暂，却与徐向前早年的革命经历紧紧相连，无法轻易割舍。 1949年全国解放后，程训宣的母亲来到北京投亲。徐向前得知消息，立即前去探望。老人并不知道女儿已经不在人世，见面后还问起程训宣的近况。面对这位年迈的母亲，徐向前没有把残酷真相当场说出，只能告诉她，女儿正在外地学习。 这个谎言一旦开始，便很难停下。为了不让老人突然受到打击，徐向前后来只能继续编织说法：程训宣先在陕西，后又去了青海、新疆，甚至被说成前往苏联。逢年过节，他还替程训宣向老人问候。 1972年，程训宣的母亲在不知女儿真实遭遇的情况下离世。对徐向前而言，这或许是一种保护，也是一份沉重的隐瞒。老人临终前没有经历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儿真正回家。 有意思的是，周纯全后来也一直背负着这段往事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晚年还参与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的整理工作。身份和职位发生了变化，早年的决定却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。 徐向前没有把全部责任简单归到周纯全一人身上，因为他清楚，对方当时只是执行上级命令。但理解执行者，并不等于否认悲剧本身。程训宣没有罪，却被当作获取政治材料的工具，这才是这段历史最令人难以释怀的地方。 那次延安相遇之后，周纯全与徐向前来往不多。两人都知道，有些事情即使经过组织处理，也不可能像普通误会一样轻轻带过。一个人失去了妻子，另一个人则终身记得自己曾参与过那场错误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