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4月，萧劲光率领四野先遣兵团抵达渝南地区时，接到了重新组建兵团的命令，先遣兵团改为12兵团，下辖40军、45军、46军。 对于12兵团的领导班子，上级也做出了安排： 萧劲光出任司令员兼政委、陈伯钧出任第一副司令员、韩先楚出任第二副司令员。 萧劲光军政一把抓，需要兼顾的事情太多，就需要有个副手专门来协助军事工作。 组织考虑到陈伯钧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需要历练，就让他兼任45军军长，而韩先楚有丰富的大兵团作战经验，在司令部可以更好地配合萧劲光。所以韩先楚就从老部队40军抽出，精力放在了籍贯。 可奇怪的是，短短几个月后韩先楚就又兼任了40军军长，率部参加衡宝、海南等战役。原先的军长到哪去了？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？ 40军是原东野三纵，在韩先楚的指挥下打出“旋风部队”的威名。1949年全军大整编之初，韩先楚也担任了40军军长，包括后来几次重要的战役也是韩先楚指挥，这让很多人都忽略了中间短暂担任过军长的罗舜初。 罗舜初跟这支部队渊源更深，1946年组建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之际，他就已经担任政委，先后跟程世才、曾克林、韩先楚搭档过。 按道理来说，他在部队里的威望也应该很高，可是，在陈伯钧的日记里却记录了一件小事，隐隐表明40军的人事调动没那么简单。 在1949年4月的那次调整中，罗舜初继任了军长，政委职务就由原政治部主任卓雄接替。 卓雄回忆录里也简要提了一下罗舜初离开40军的原因，说是身体不好，要去大连休养。健康问题的说法，主要就卓雄提及过，另外《40军纪实》里记录的是罗舜初10月初被调去组建海军了。 这看起来似乎都有可能，但如果把整体的时间线结合一下历史背景，就会发现存在微妙之处。首先《40军纪实》说的10月初不太合理，这个节点正值衡宝战役打得激烈，怎么可能突然调走主力军军长，对士气的影响太大了。 组建海军最重要的人是兵团司令员萧劲光，萧公回忆录里都说过自己是衡宝战役结束突然接到命令入京，组织这才告知让他来负责筹建海军，1950年1月正式任命他为司令员。 在筹建海军一事上，罗舜初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得过萧劲光，组织没理由绕过兵团直接给罗舜初下密令。并且罗舜初海军参谋长的任命是1950年6月下达的，所以，从时间上来讲，罗舜初离开40军跟筹建海军的关系不大。 还有一点则是卓雄离开40军的时间，武汉解放不久卓雄便调到军管会工作，政委一职由袁升平接任，他担任40军主官的时间比罗舜初更短。 在我军历史上，若非政治运动，军政首长双双离任的情况很少，组织为了全局考虑，一般都会留下一人稳定部队。土地革命时期倒是有一对搭档，陈光和彭雪枫因为实在合不来，都被调离了红4师。 那卓雄和罗舜初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？很遗憾，两人的回忆录里都没有说及，因此没有直接证据。 但是也没关系，在亲历的旁观者那里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在日记里就有相关记述。他在1949年6月7日这天写道： “ 晨起即去韩之住地看看卓、何，以及莫政委等，因为他们已来了好几天我们未去过一次。上午陪肖公与韩、何、刘等同志谈四十军问题。 因为目前四十军问题不能马上解决，而他们又一起对罗有意见，但野司又以罗为四十军之中心领导，因之今天的谈话主要是从工作上和组织上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以免当前工作上有所损害。彻底解决尚须待以后。” 结合那“40军问题”，可以明白这里面涉及到的干部基本都是40军的。韩是韩先楚，卓是卓雄，何是40军参谋长何振亚，刘是原40军副政委刘西元。 虽然此时刘西元1949年3月已调到47军担任副政委，但47军此时正在准备向鄂西南进军，相距不远，刘西元这个40军的老政工干部就被叫回来商议事情。 罗舜初此时处境还是很尴尬的，原先在一个班子里，他是政委，搭档军长韩先楚、副政委刘西元、政治部主任卓雄、参谋长何振亚对他都有意见。闹到这一步，工作还开怎么开展？ 不过陈伯钧也说了，野司强调了40军以罗为中心领导，就是希望兵团要维护罗舜初当军长。兵团此时被上下两层夹着，不好解决，只能是上报野司。 后来的结果就是， 已经担任政委负责政治工作的卓雄不搞好团结，先被调离；罗舜初本来身体也不太好，出现这么多问题没办法让他再担任军长，就安排去休养；已经暴露出矛盾的何振亚转任12兵团副参谋长兼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。 这支部队还是交由韩先楚来带，衡宝战役、海南战役就发挥得很亮眼。 对于40军这些人事调动，其实回望一下罗舜初和韩先楚的搭档经历，也能发现一些端倪。 罗舜初一开始并非政工，而是军事出身，历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、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、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、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，是三纵组建后才专职干政委。 这就让他在指挥方面有很多想法，因而跟韩先楚一直有些磕磕碰碰。 比如1947年的秋季攻势，韩先楚主张全力突袭116师师部所在的威远堡，一举打掉敌人指挥中枢。 而罗舜初认为53军的三个师